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5月21—23日，吕梁学院召开第二届晋绥学研究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晋绥根据地史、晋绥文艺、晋绥教育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助推晋绥学研究迈上新台阶，为红色文化赋能立德树人注入新动能和新活力。
拓宽晋绥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格局
薛晋文（吕梁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
大约是2022年冬天，笔者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晋绥学”学术概念，并阐明了创建晋绥学学术体系的初步构想和重要意义，这有助于填补根据地学研究的学术空白。2024年11月，吕梁学院整合八个文科院系的研究力量，组建了包括晋绥历史、晋绥教育、晋绥文学、晋绥艺术、晋绥金融、晋绥体育、晋绥新闻、晋绥外交在内的八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晋绥研究院，由笔者担任创院首任院长。如今，晋绥学研究在校内外学者的协同发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绩，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获批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斩获山西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了国家部委和省委领导的肯定和鼓励，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晋绥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学术增长点，拓宽晋绥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格局十分重要，是推动根据地学研究深入发展、服务当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抓手。
首先，拓宽立体研究视野。既要加强晋绥历史和晋绥文化的深度研究，也要勇敢挺进晋绥研究的“无人区”。比如，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历史地位和军政价值研究、晋绥边区文艺大众化的当代启示和价值研究、周文与《吕梁英雄传》及其“山药蛋派”文学的传承发展研究等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我们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开展晋绥学的立体闭环研究，着力研究晋绥边区在早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探索实践，及其对新中国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当代启示。
其次，加强跨学科研究。建立晋绥学的跨学科研究团队，鼓励历史、外语、新闻、文艺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发力晋绥学研究，形成跨学科协同研究的合力。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交叉学科和交叉思想研究，可以产生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动晋绥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比如，历史学团队和外语传播队伍联合开展晋绥外交与中国抗战形象的塑造研究，探究晋绥边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影响；文学团队和艺术体育团队联合开展晋绥文艺大众化的方法和路径研究；经济学团队和政治学团队联合开展晋绥边区土地改革和社会治理体系研究等。
最后，构建开放研究格局。我们应加强晋绥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的联动研究和比较研究，这有助于确立晋绥边区在各大区域联动中的独特历史作用，揭示其在承东启西中的独特地位和独特影响。我们应加强田野调查与口述史研究，深入晋绥地区的基层社会进行实证研究，收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民间记忆，为晋绥学研究提供丰富的民间史料支撑。我们应加强晋绥学研究的全球化视野，将晋绥学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晋绥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将晋绥边区经济社会史研究推向更高阶段
岳谦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吕梁山区近现代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日寇入侵引发该地区政治格局与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中国共产党力量充分渗入及对该地区经济社会整合中，更表现为该地区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封闭边缘地带，转变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开放革命实验场，并逐步开启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要考察这些变化发生发展的某些逻辑线索及具象特点，除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外，还应从以下层面开展更深入具体的实证分析和理论阐释。
其一，农民负担与分家析产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公粮、村摊款、战勤服务、劳力差役等构成农民的主要负担。为应对沉重的战争负担，农户纷纷分家析产，这种非正常分家现象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并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的新变化：一是农户总数日趋增多，农具使用趋于紧张；二是农民家庭和生产规模缩小，地权更加分散，小农经济倾向愈发突出。
其二，农村典地交易问题。典地作为农村土地交易的主要方式，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农村并不发达。一方面，典地交易多点散发，呈遍地开花之势；另一方面，各地典地发展状态存有差异，且典地户和典地数总体较少，则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滞后性。参与典地交易的阶级来源广泛，基本涵盖农业和非农业的各类从业者，其中高利贷者、中农和上升中农构成承典主体，而没落地主及部分富农、中农和小商人则成为出典主力。对出入典双方而言，典地行为发生既是战时环境、政策调整和物价变化等外部刺激催生之物，更是两者依其自身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及风险偏好等做出的必然选择。
其三，农民家庭经济生活问题。战争与革命是农民生活或农村社会经济发生演变的两大中介变量。战争对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汲取远远超出农民的最大负荷力或贫瘠土地的承载极限，农民在战争影响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生计几于绝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则逐步优化了农村资源配置，地主、富农两个农民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削弱，生活水平持续下滑；处于社会底层的贫雇农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水平则相对提升，整个农民群体表现出一种中农化发展态势。
其四，农村经济社会整合问题。根据地农村在经济形态上属典型的中农化小农经济区，即在地权分配与土地经营模式两个方面呈现出以中农为主体的自有自耕特征。尽管在中共革命影响之下，农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中农化自耕农型小农经济，唯中农化走向更加突出而已。
外国记者晋绥观战报道及其反响
张发青（吕梁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部副部长、教授）
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蓄意制造“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导致中共军队的抗战贡献被国际社会严重低估。1944年，《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曼、《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等人深入晋绥边区前线观战，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重要目击者。
外国记者从形象、战力、精神三个维度对中共军队进行了细描。在形象层面，记者们发现，八路军行军时持枪姿态整齐划一，如参加阅兵般规范；休息时，士兵整齐蹲坐，枪支排列有序，展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自律性。记者们一致认为中共军队是历史上最独特的军队。这种看法与埃德加·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抗战初期的观察者形成跨时段的认知呼应，强化了中共军队的美好形象。
在战力层面，外国记者实地考察发现，面对敌人不同的进攻方式，八路军将领及时调整战略，如用“麻雀战”迎击敌军的“篦梳战”，用地雷战等战术摧毁敌方据点，用地道战或地雷战应对日军的大扫荡等。记者还以具体战例佐证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在攻克汾阳协和堡时，采用里应外合奇袭战术；在娄烦战役中，采取地道战与地雷战相结合的方式，24小时内连续摧毁两个日军据点。这些均颠覆了外界对中共军队“装备落后、战力低下”的偏见。福曼、爱泼斯坦等记者通过西方主流媒体，系统传播中共军队游击战的真实战绩，曾任国民党宣传部顾问的武道也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力驳斥了国民党所谓“中共消极抗日”的不实指控。
在精神层面，记者们被边区军民的抗战意志所震撼：八路军使用落后武器重创日军，晋绥八分区一营长张中如历经7次无麻醉手术坚持抗战；边区百姓自发支援前线，妇女儿童亦投身抗战，展现出全民皆兵的壮丽景象。记者们记录下这些感人瞬间，向世界传递中共军队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彻底粉碎了“游而不击”的荒谬论调。
外国记者的报道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欧美主流媒体大量刊载晋绥边区军民抗战实况，不仅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还促使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纷纷伸出援手支援中国抗战，甚至影响到这些记者的人生选择。武道公开批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福曼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爱泼斯坦直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外宣的重要力量。这种基于实地调研的“他者视角”，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军队在艰苦环境下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和高超智慧，不仅为重新评估中共抗战地位提供了多维度实证依据，而且为后世研究抗战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晋绥根据地的教育政策及历史镜鉴
王奶珍（吕梁学院教师教育系副教授）
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以教育为战略武器，在文化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开辟出一条铸魂育人之路，构建起一套服务于战争动员、政权建设与民众启蒙的教育体系。晋绥根据地的教育政策不仅是支援抗战的关键举措，更为新中国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政策设计与实施智慧，对当今教育改革仍具鲜活启示。
晋绥根据地以“民主与抗战”为方针，构建了政治统领、双轨并行的教育政策体系。以毛泽东抗战教育思想为纲，1940年根据地《教育纲领》确立“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目标。课程强调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与生产技能结合，小学课程嵌入公民教育、军事常识，中学增设边区政策、生产技能科目，师范教育专设反封建迷信内容。为实现这一根本目标，晋绥根据地构建了涵盖学校与社会教育的双轨实践体系。初等教育推行免费入学与民办公助，《小学法》规定“每村设初小，每乡建完小”，并进一步规范学制、课程及分级管理制度，确保贫寒子弟接受教育。中等教育以培养干部为核心，首创“公费制+定向培养”，设立师范班、职业班，吸引敌占区知识青年。社会教育则以扫盲为重点，利用农闲开展冬学运动；村村设冬学，内容涵盖识字、政治宣传与破除迷信；通过黑板报、读报组等形式，将教育与抗战动员深度融合。
晋绥根据地的教育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境中探索出的本土化方案。其以教育服务政治、以政策激活民智的经验，不仅书写了抗战史上的独特篇章，更为新时代构建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提供了历史镜鉴。其一，教育使命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根据地紧扣救亡图存主题，以教育破解动员难、兵源缺的困局，印证教育从来不是书斋事业。当前，教育亟须复制这种需求导向思维，积极回应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其二，政策设计以人为本。根据地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实施免费教育，保障寒门子弟权利；尊重农民作息时间，创造性地开展了冬学和夜校；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采用“小先生制”“流动教学”等灵活形式。这对当下破解城乡教育差距、流动儿童入学难等问题，仍具方法论意义。其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地强调“学用一致”，将课堂与战场、农田紧密联系。这种“做中学”的理念，揭示了知行合一是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在新时代建成教育强国的进程中，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
贺龙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实践
陈红帅（吕梁学院艺术系教授）
贺龙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将文艺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构建起独特的战地文艺体系。贺龙通过战时文艺体制构建、形式改造与创作机制创新，使文艺成为抗日的利剑，开创了抗战文艺与军事斗争深度融合的典范。
一是战时文艺体制的构建。面对日军的侵略，贺龙在1938年秋成立晋绥文化界抗敌协会，将民间艺人、知识分子和部队宣传员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师部设战斗剧社、旅团建宣传队、连队配文艺小组，形成覆盖全军的文艺传播体系。1940年颁布的《部队文艺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文艺工作者享受作战部队同等待遇，在制度层面确认了文艺兵的特殊地位。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贺龙为每个宣传队配发油印机、快板、二胡等，将《晋绥日报》文艺副刊定向投送前线。七月剧社装备了从日军缴获的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开创了根据地多媒体宣传的先河。这种体制化建设，使文艺生产成为可持续的文化战斗力。
二是民间文艺的形式改造。贺龙结合根据地实际，指示文艺工作者把庙会戏台变成抗战舞台，对晋剧进行“三改”：改才子佳人为民兵英雄，改历史演义为现实斗争，改方言土语为大众白话。1942年改编的晋剧《血战田家会》，将传统“流水板”节奏加快三倍模拟出机枪扫射的声效，逼真效果引发强烈轰动。贺龙亲自指导将河曲民歌《走西口》改编为《送郎参军》，保留“信天游”的原曲，注入“打鬼子保家乡”的战斗主题。这种采用民间曲调填新词的改造方法，既接地气，又利于传播，成为根据地文艺创作与改编的主要方式。
三是战地文艺创作机制创新。1943年，贺龙在晋绥边区文艺座谈会上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走上前线，“笔杆子”和“枪杆子”一起战斗。文艺工作者在战斗中获得技能，在战场中获取一手素材，这种模式催生了一批经典文学作品和战斗版画。在艺术形式上，贺龙倡导“三分钟文艺”标准，要求快板不超三分钟，歌曲控制在五分钟内，活报剧压缩至十分钟。这种“短平快”的文艺形式适应了游击战特点，短小精悍，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成为鼓舞军民士气的精神弹药。此外，在人才培养方面，贺龙创建“战地文艺轮训队”，实行三个月下部队、三个月创作的循环机制，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出一批文艺领军人才。
贺龙的文艺实践用战场思维重构文艺功能，以民间智慧创新艺术形式，用制度设计保障文化生产，使文艺真正成为“不消耗子弹的武器”。这种战时文艺经验，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
晋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研究
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晋绥根据地的体育运动开展尤其热烈。晋绥的篮球队在整个敌后根据地都享有盛誉。1940年5月，晋绥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在兴县李家湾村举行，设有田径、篮球、排球、拔河等项目。运动会因陋就简，没有专业的跑道，便用石灰在土地上划出白线；没有标准器材，就用木头自制简易跨栏，抗战军民在临时开辟的操场上展开激烈角逐。根据地的运动会不重锦标，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强健体魄，同时运动会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凝聚人心的纽带，起到了很好的抗战动员组织作用。抗战军民在赛场上相互较量、相互鼓励，赛后围坐一起分享经验，平日里严肃的上下级关系在这一刻化作亲密无间的战友之情。充满活力的运动，让根据地军民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保持着强健的体魄和昂扬的斗志。
根据地军民既要会工作、会运动，还要会休息。节假日期间，晋绥根据地换上喜庆的“新装”。根据地初建期间，春节不放假，1940年前后，开始放一天假。正月初一，家家户户贴上用土纸自制的春联，“驱除日寇保家国，五谷丰登享太平”的字句，饱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节日中，最热闹的当数元宵节。王恩茂日记记载了群众闹花灯的场景，在村庄的空场上，挂满了自制的花灯，根据地军民围着花灯载歌载舞，传统剧目与新编的抗日故事轮番上演，引得台下掌声雷动。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纪念日，根据地均会放假一天。特别是红五月，从5月1日到5日，根据地原则上连续放假五天。元旦是根据地很重视的节日，这一天根据地军民常常慎终追远，比如1944年1月1日，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官兵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静默致敬、诵读碑文。
粮食是根据地生存的命脉。晋绥根据地所在的晋西北地区多为山地，粮食产量不高，根据地军民吃的多为小米，以致干部训练时，教师问学员中国最盛产什么品种的粮食，大家一致回答：小米。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晋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将陡坡开垦成梯田，把荒地变成良田。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在时人日记中有清晰的体现。1943年前，王恩茂所在部队每到冬天都只吃两顿饭，大生产运动后，即使到了冬天，仍然可以吃上三顿饭。晋绥军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丰衣足食。
运动会上的拼搏、节假日里的欢笑、粮食生产时的辛劳，这些动人的情景，共同构成了晋绥根据地独特的日常生活。
周文：晋绥大众文艺的领路人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周文（1907—1952）是晋绥大众文艺的领路人。他的文艺生涯与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深度交织。作为左联早期骨干，他曾将苏联文学经典《毁灭》《铁流》改编为通俗本，开创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路径。1940年赴延安后，周文负责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推动《大众习作》等刊物创办。1942年调任晋绥分局宣传部后，周文将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与晋绥边区实际相结合，强调文艺服务于人民，注重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4年，他和王修合编剧本《千古恨》，既保留传统戏曲形式，又注入阶级斗争意识，演出后引发民众强烈共鸣。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策略，成功化解了政治宣传与民间审美习惯的张力，成为晋绥文艺运动的典范。他主导设立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通过物质激励与荣誉表彰双轨并行，不仅评出一批优秀小说、戏剧、木刻、版画等，而且为繁荣晋绥边区文化事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著名的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晋绥五作家”创作群体的形成与成熟，也与周文的工作密不可分。最具典型性的是日后名重一时的《吕梁英雄传》，从策划到写作、出版，周文付出的心血甚巨。1944年12月，晋绥边区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群英会，受表彰的英模人物达700多人，如何在报纸有限的版面上进行报道，是领受了报道任务的马烽、西戎甚感困惑的。其时，兼任《晋绥大众报》社长的周文，提议将这些典型人物与事件，以章回体的长篇故事形式在报纸上连载。在马烽、西戎列出写作提纲后，周文针对提纲中的薄弱环节，亲自写介绍信，安排他们到边区武委会找材料，深入村庄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还和他们一起参加围困据点的战斗。两位作者每写一回，周文都仔细阅读原稿，提出修改意见，确保情节生动、人物鲜明。历时一年多，连载终于完成，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其后，周文在调往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为《吕梁英雄传》作序，并将文稿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扩大了作品在全国的影响力。周文与“晋绥五作家”群体形成、成长的关系，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晋绥五作家”与“山药蛋派”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审视视角。
晋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
李成生（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等武装开赴华北前线，以吕梁山、大青山为依托创建了晋绥根据地。晋绥根据地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程度低下。中共革命、战争环境和传统演剧深刻地影响着根据地的戏剧运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晋绥根据地的演剧活动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根据地的戏剧剧团主要分为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专业剧团分为两类，军队系统剧团和党政系统剧团。这些专业剧团紧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以工农兵为中心，在整理传统戏剧、新编现代戏和提高表演技能等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专业剧团对民间艺人进行了改造，将其塑造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是专业戏剧人演剧生活的重要方面，他们艰苦朴素，生活质量不高，物资匮乏尤其粮食短缺是其生活的日常。然而，剧社人员以苦为乐，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剧团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业余剧团在根据地政府引导、文艺工作者扶持和演剧习俗的推动下如火如荼地展开，1944—1946年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农村剧团和秧歌队纷纷成立，群众演剧活动异常活跃，呈现出诸多特征。根据地剧团的演出时间主要集中在春节和其他节庆日，这既满足了民众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又潜移默化地进行了革命宣传。革命与演剧交融共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了根据地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革命战争年代，民族与阶级、生产与战斗、革命与新生活成为根据地戏剧剧本的叙事主题和集体诉求。鲜明的政治性、普遍的集体创作和广泛的群众性是根据地戏剧剧本的主要特点。突击生产和批量生产成为戏剧剧本产生的重要手段和内在“规律”，它是中共政治文化领导与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翻身”和“明朗的天”则是其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
晋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它激发了民众的革命意识，推动了社会动员，活跃了根据地的娱乐生活，丰富了群众的精神世界，培养造就了大量的艺术人才。这场戏剧运动留下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新时代的文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